在中国，医护人员的劳动是廉价的，这点在医生身上尤为突出。据统计，目前我国公立大医院4年住院医基本工资1000多元，工作20余年的教授基本工资2000余元，乡村医生仅几百元。谁来关注医者的劳动价值，医改能否解冻被价值低估的医生工资体系？

据权威机构对2183名医生进行的调查显示，75%的人表示，其年薪低于4万元（即月薪少于3300元）；16%的医生年薪在5万到6万元之间；82%的医生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

中国医生的成长之路

在中国，一个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医学生，通常在医院工作2年后有资格进行初级职称的考试成为住院医师；在获取初级职称5年后，才能考取中级职成为主治医师，才能拥有处方权。这时候，距离本科毕业已是7年。

如果想要评取副高级职称、高级职称，成为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还要凭借优秀的科研项目和优秀的学术论文，而通常情况下，成为副主任医生，大约要12年，成为主任医师，则要17年左右。

一些医生因为没有时间做科研或者科研实力不强，一直不能成为副主任医师或者主任医师。而从2012年开始，晋升副高级职称、高级职称的门槛更是纳入了考试系统，即便是十几年的老医生，为获取更高一级的职称，也要像小学生一样参加考试，然后还要进行科研项目和优秀论文的评审。

中国医生负担重、收入低

中国医生到底负担有多重？据统计，80%的医生在工作中没时间喝水；67%曾经连续工作36小时以上；60%黄金周休不到3天；83%身边的同事患了癌症。

“当医生辛苦”，这在大多数百姓中早有共识。而在医生自己眼中，他们的一天像张拉满了的弓。调查中，当问到“平均每个工作日在单位的时间”时，仅5.8%的医生选择了“少于8小时”，工作8～12小时的人占77.8%，16.4%的人甚至超过12小时；此外，49.2%的人每隔4～5天就要上一个夜班，76.1%的人中午休息不超过半个小时；80％的人工作中顶多只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此外，参与调查的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其中，18%的人曾连续工作48小时以上。

在中国当医生尤其累：患者太多，医生“供”小于“求”，据了解，美国一个医生每天只看6个病人，而中国医生却至少要看60个；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患者都集中在大医院；集医生、秘书和勤杂工于一身，中国的医生工作时还要处理很多与医疗无关的杂事；“医疗事故”、“医疗纠纷”下的医生还要提心吊胆为求人身安全。

中国医生的劳动价值从哪体现？

现有体制下的中国医生，大部分都是在超负荷工作却拿着远远低于其付出的低薪酬，他们面对世界最大的患者人群和保健对象，却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待遇。医生的劳动价值根本无法从薪酬上体现。

此外，现行体制下政府在对医疗总体投入不足的同时又严格限制医疗服务价格，及其低廉的挂号费和手术费多年未做调整；医生不能从自己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由于长期付出与收入不符，部分医生通过多开进口药大处方获得非法收入，加重了看病贵；或是去追求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等不正当的收入，影响和损坏了中国医生的声誉。

久而久之，在这种制度下，医生的劳动价值不再是通过他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体现的，而是通过技术以外的“收入”进行补偿：药品、卫生材料和机器。长期以来，中国医生、医院管理者们无奈地面对着这种没有尊严的“价值体现”，而社会对这种扭曲了的劳动价值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些少部分医生的行为使老百姓由此推断医生群体是吃药品回扣的高收入阶层，病人就诊时常对医生心怀警惕，担心医生所开处方和检查是否与医生的收入相关，这种普遍的担心和反感加重了医患矛盾和对立，严重影响了绝大部分被冤枉和委屈的医生们为病人服务的热情和效率，加重了看病难。

由于医生这一职业严重的付出与收入不符，多数从医者表示：“绝不让我的子女再学医。”据调查，对于“你自己是否愿意做医生”的问题，66.09%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只有19.93%的人选择了“愿意”。当问及“是否支持自己的子女做医生”时，60.52%的受访者明确反对，仅15.77%的人表示支持。

中国医生的工作热情和效率降低，部分人离开医生队伍转做医药销售，部分基层和乡村医生转行。每年有大约60万医学毕业生，仅有大约10万人穿上“白大褂”。这种“广种薄收”的医生培养现状与当前医生职业风险高、薪酬低有着直接关系。在医生整体后续力量不足的大背景下，更艰难的还在基层医疗机构。“留不住人才”已是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去年年底，全国的卫生技术人员一共620.3万人，其中，各级医院占了370.6万人，社区卫生站和乡镇卫生院合计却不足200万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全国医院数量共约2万家，而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站）加起来，却超过了7万个。这不禁引发了社会的担忧，如果这种现象长期下去：那么，下一代的医生从哪里来？基层医疗如何保障？如果想当医生的人越来越少，好医生又怎么会多呢？

为医生薪酬改革各方进言

“解冻”被价值低估的医生工资体系，为中国医生设计薪酬方案不仅已成为新医改的焦点，似乎也应当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然而，真正解决确实很难。医生到底拿多少薪水才算合适，其实是个很专业问题，医改也不可能仅凭某一方面的人为决策一蹴而就，需要花大力气认真吸收各方进言。

医生的年薪应为公务员年收入的2倍到4倍？

一些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给医生的收入，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个国家国民生命的价值。国际上的惯例是，医生的年薪应为公务员年收入的2倍到4倍，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到6倍。根据AlliedPhysician（医师联盟）的数据，美国专科医师的起步工资为19.1W美元，平均26.9W美元，而美国最高级别的公务员是美国总统，工资为40余万美元，低于骨科医生、心血管医生、移植医生及高年资肾脏病医生的水平。然而，也有人认为：美国的专科医生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至少相当于国内高年资主治医师水平了。而国内的医生专业规范化培训方面还差很多，还有些地方护士考几年执业考出执照来也就可以行医了，然后熬几年资历就能晋升，这种参差的医生水平，没法向国外看齐。

虽然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不同，美国医生与中国医生整体上也存在着差距，薪酬体系或许不能简单复制，但真的不能成为医改努力的方向吗？

医生的报酬支付方法怎么改？

医生的报酬有两种支付的方法：一种是看这个医生付出了多少劳动，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你做的越多那么薪水越高，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合理，可以激发医生的积极性，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然而，这种方式是否会带来“过度医疗”的问题？事实上，所谓“过度医疗”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国外同样存在，还有专门的理论叫诱导需求理论。另一种方法，既然你会诱导需求，那么就不按劳动来分配，而是按照一定的薪酬比例，如当地平均工资收入或者当地公务员平均收入，设置一个线，比方说就按照当地公务员工资的4倍来给医生发钱，那么医生应该满意了吧？然而是否就出现了大锅饭时期的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我一天开3台刀和开5台一样，干吗把自己搞的那么累？医生工作没有什么积极性可言，对医疗发展和解决“看病难”毫无帮助。

有人认为，虽然有弊端，但是按照劳动支付的方法更可取些。对于诱导需求的问题，利用别的方法来进行制约。比方说接受医疗服务的和支付的不是同一个人，病人本人不付钱，而是通过保险公司付钱，保险公司在处理医疗领域信息方面肯定要强于个人，如果发现有异常过高的医疗费用问题，可以拒绝支付。然而，问题是保险公司不能负担所有医疗费用，自负比例还是不能控制。或者还可以通过制定疾病诊疗指南，给各种疾病做出限定，从而限制医疗费用，现在国内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称为临床路径。但这也只是一部分，各种疾病千变万化，临床路径不可能包括所有疾病，经常会出现退出路径的现象，所以这种限制也是一定范围内的，还需要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总之，无论是何种方案面临难题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医改就不能因为这些困难而裹足不前！

哪些具体项目急需改变？

许多关心医生薪酬设计者给出了不少急需改变的具体现状，归纳起来主要有：

1、提高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

提高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提高部分由个人和医保按比例支付。这样，医生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医生才能更有动力去工作，在工作中减少药费和检查费，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医生如能够通过技术服务获得合法的阳光收入，就不会为回扣去开大处方和昂贵检查，最终能减少医疗支出。

此外，医生在医疗收费中的分成也应该提高。如：某家医院一个普通妇科B超收费68块，分到医生手里不到2块。有人质疑，既然是非营利性医院，实在不知道多出来那么多钱都去哪里了。所以，在分配的时候，单纯提高医疗服务收费也没用，还要提高医生在收费里的分成，真正让医生挣到这笔钱。

2、按医院不同级别调整医疗服务费和医保报销比例

乡村、社区医院的挂号费和手术费应低于大医院，医保报销的比例可大于大医院。这样才能分流大医院的拥挤状况，使大医院专注于疑难医疗服务和医疗人员培训、教学和科研。

3、一线医生的收入与绩效挂钩以提高效率

医生收入应分为工资和绩效两部分。按医院级别和医生级别提高医生的工资。一线医生的收入应部分与绩效挂钩。如果所有医生都拿固定工资而取消医疗服务收入，不利于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容易造成推诿病人，影响效率。

4、解决回扣问题

有人认为：单纯用医德或从管理甚至是法律层面上去制止医疗回扣现象既难以达到目标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医生回扣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真实的情况是，在整个药品流通环节，医院没有定价的权力，现在将加价15%的权力也没了。一些人把20块钱出厂的药物，定价到200元，整个链条上从药品审批者、药品流通商、卫生管理部门、到院长、药剂科和医师都有一杯羹分。这里面，只有医生面对病人，才被病人骂，被病人砍。医生冒了风险，提供了医疗服务，挂号费只有几块钱，你觉得医生不想改变这个现状吗？但实际情况是，负责药品流通环节的人，通常是一些权利者集体，真改了，医生倒好，可以凭本事吃饭，但是那些拿着权力寻租的人怎么活？这是不是药价降了十几轮，患者从来没有见到药价真降过的原因呢？反过来想想：如果一个能从医疗服务中得到几十、上百万合理年薪收入的医生，会为了回扣小利铤而走险断送职业生涯吗？

找回医生的尊严

公立医院改革，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提高诊疗费，降低检查费，是令人振奋的良好开端。目前医生手术的收入都很低：一个切除阑尾的手术费300元左右，胃癌胃部切除手术900元左右，心脏手术2000元左右，这些价格是1999年有关部门制定的并在过去的十几年都没有变化过。有人统计，一台体外循环手术，参与手术的医务人员平均每人每小时是5块钱，而停车费一小时最低收费也有5元。这样的劳动价值，如何让医生这一职业有尊严？

要让医生找回尊严，首先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人人要生活，要养老、要养小、要买房、要买车，要过好日子，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只有提高医生的收入，提升他们的尊严感，才能减少医生队伍的流失、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更好地维护健康、维护生命。

要让医生找回尊严，也要对他们给予更多精神上的尊重。除了工资少，工作累以外，有一些医生的流失是因为大的医疗环境下紧张的医患关系。被患者提防、不信任，整天提心吊胆的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工作中，医生也没有被认同感。

要让医生找回尊严，还需要合理的管理制度。因为管理制度的缺陷，中国的医务人员很难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没有安全保障。当我们发现问题的存在时，往往不是单方面对医生进行处罚就是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应该发现在管理制度中存在着哪些缺陷，发现问题，改变问题，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

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国家、病人、医生三方都能得到各自满意的平衡。医改解冻被价值低估的医生工资体系，合理支付医生劳动报酬以及对医生薪酬制度进行改革已是最核心的问题。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都是以技术服务挣取自己的收入，医改要做的是否要尊重这个事物的客观规律？让医生通过为病人服务来挣钱，而不是靠卖药和卖器械赚钱。医生待遇的提高，将能激励中国数百万医生参与医改的巨大热情，最终将提高国家医疗改革的整体效率。